上访
我叫王佐臣，男，62岁，汉族，农民，家住江苏省宝应县广洋湖乡兰亭村三组，为地方官僚破坏党在农村改革中政策的信誉，维护地方宗族势力 官官相护 草菅人命 剥夺农民的合法权益，枉法判决我入狱两年，致使我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，造成宝应地区农村中的一大奇冤。一个革命老区的农民怀着悲愤的心情，抱着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一线希望，向中央哭诉，向各级父母官哭诉一家人的冤情，决心维护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扳回真理，至死不悔。
事情的真实经过：
1983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。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着苏北农村大地，世代贫穷的农民又有了新的希望。人们常说：“中国农民头脑简单最单纯，也最容易满足”。这句话千真万确。83年春，村支书在村民大会上宣布中央政策说：“在本村东荡的荒滩废地，谁开发谁受益，谁投资谁得利，整滩十年不交税，废滩十五年不交税，十至十五年不变”。农民对当的信任是无可动摇的，但由于前几年政策多变，上下说话不一，对这振奋人心的喜讯，我们全家是彷徨不定，虽想跃跃欲试，但又不敢贸然行事。正巧这时，我村社员刘万爱喝村签订了承包十二亩水面的合同。因他考虑到承包水面地理环境等不利因素，多次请人游说，欲转让于我家承包。这时，我一念乡土情；二衡量了自家的劳力状况；三是看到了党在农村政策的稳定性，再也耐不住了，横下了一条心，豁出去了，准备拼死拼活也要闯出一条劳动致富之路来。83年3月，我接受了刘万爱的转让合同。从此，我和一家人便不要命的泡在承包田里，起早带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废寝忘食，没日没夜的干在这十二亩水面上，也不知流了多少血汗。直到85年，这十二亩水面才初步开发出一半，这时多么的不容易，可在这时，合同已到期，我在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又和村组续订了合同，继续开发。由于这鱼塘位于苏北唯一交通的大河边，塘堰经不起大河里日夜行驶的客 货轮以及农机船浪的洗刷冲击，不断坍塌，如不采取措施防范，这十二亩鱼塘的经济效益将会功亏一篑。这时我想起了村支书在村名大会上信誓旦旦的保证，怀着对党的农村政策坚信不移的信心，全家人在原十二亩承包水面的基础上，于86年又在向北的荒滩上又开发了十四亩种植蒲草，到了88年底，一共二十六亩水面开发成功。我户共投入劳力财力达一万七千余元。六年间，我们全家人没有睡过一个整夜觉，病了也不休息。权村人对我家付出的艰苦劳动是有目共睹的，干部群众对此都无任何异议。89年3月，正当我们六年辛苦劳动换来的成果取鱼时，兰亭村以书记为首的刘姓大族害了红眼病，置党的政策不顾，以承包期已过44天为由（其实并未到期），唆使刘姓数十人携带铁锹 铁叉直奔我鱼塘毁坝放鱼，其目无王法的狠毒手段与当年国民党土匪并无两样。我一家老小乞求支书刘安桂帮助解决纠纷，可是刘安桂不但不解决我承包的遗留问题，在对其他开发占用集体水面的承包户一个不动的情况下，却针对我一户既不核算我家的收入，又不核算我家的投资，却专门搞了一个“公开”招标的骗人把戏。还骗我说水面可以优先承包，实际上早已幕后决定给刘万忠等十五户刘姓大族联合承包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刘万忠以年上交5000元中标。这种明招暗定的招标把戏为刘姓大户巧取豪夺披上了“合法”的外衣。
89年5月份，农忙开始，被抢的柴油机主向我家要机，我全家多次跑乡 村两级政府，要求解决问题，我真是想的太天真了，这些鱼肉人民的官僚，哪里真的会为老百姓办事做主？他们推三阻四，敷衍搪塞，上下踢皮球不予理睬。89年5月25日，村支书刘安桂在田里揉菜籽，我再次要求他解决强行抢走的柴油机问题，刘安桂却又推说要找乡政府。我拉其一同去乡政府，刘妻仗势欺人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前打了我三个耳光。刘在一旁发狠说：“打死这个X养的”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我妻打了刘安桂一个耳光。这时刘妻更是拼命的用拳头打我。在纠缠中我一甩手不慎碰到刘妻右上额，刘妻眼角出现一个小肿块，刘安桂以此来小题大做，借题发挥。在乡政府个别人的唆使下，带老婆往南京就医（乡卫生院却不同意去外地就医，认为这并不那么严重），实则游山玩水，巧立名目滥支药费，以达到加罪于我的目的。真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官打民，活该；民碰官就是大逆不道。一时惊动府。宝应县法院听信一面之辞，枉法裁决拘留我夫妇十天，强迫要求我们承担不合理的医药费。我们不服，上诉到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由于官官相护，仍是维持原判。这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。89年9月30日，刘姓大户四十余人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又无视国家法律，抢走我家收割的蒲草300余捆和一条木船（至今未归还），我全家被逼得无路可走了。90年1月2日，我夫妇喊冤到省政府上诉，又谁知，不听我们分说，我夫妇好像牲口一样被省遣送站转到扬州遣送站，最后又遣送到宝应县看守所强行关押，同年2月23日才释放回家。第四天已是春节大年初一，全家人饥寒交迫，惨不忍睹。春节后，刘姓大户又强行在我开发的鱼塘里抽水捕鱼。我如痴如呆，连续奔走上告，可这么大的天地人间，哪里还有为我家伸冤的地方啊！这真是：“天高皇帝远，民冤无人管”。90年9月9日，我从扬州上诉回来，我夫妇又去找乡党委书记韩国柱，要求解决问题。韩国柱和村支书是一丘之貉，甩大袖子不解决。性急之下，我和他发生口角，韩要走，我女儿上前拉住他衣角不让走，要求解决问题。后在众人劝说下，韩走了到县政府添油加醋，竟违背事实的哭诉一番。90年9月13日，我以莫须有的罪名无辜被逮捕，说我是“扰乱公共秩序罪”，在看守所强行关押一年，手铐脚镣活像个死囚犯，还逼我承有罪，就立即放我回家，我宁死不认有罪。
在这里有罪能变为无罪，无罪能瞬间变成有罪。在这个地方，历史是倒转的，谁肯为一个无后台又无地位的平民百姓讲话。明知错了还一错再错，一冤再冤。宝应县法院在这样一个事实不清的情况下，于1991年6月12日，以刑字第008号枉法判我两年徒刑押送镇江市弯山煤矿劳改。投场后，我仍对此不服，每日里喊冤，他们却以高压政策加戴戒具或用电棒敲击我，其非人的折磨真是举不胜举。执法者犯法，这就叫我有些毛骨悚然了。最遗憾的是：办案人员竟不顾法律和人民的意愿，却屈服于权利的支配，置党的方针政策不顾，为那些真正触了法的抢劫份子开脱罪责。这是一张地地道道愚弄人民的 不负责任的判决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判决是经过疏通的 违背事实的产物。作为我一个受害者，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我有权辩解，我对这强加的罪名不服，上诉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而官官相护这种封建社会的余毒在今天仍在蔓延，一切法律的程序都是虚假的，官大压死人。二审法院为了省事无事，尽快了结此案，草率行事，却于1991年8月19日以（91）刑一上71号枉法裁定维持原判。从中不难看出来，这些办案人员的虚假浮夸作风到了等的地步？他们总以为有了权利就可以超越党纪国法，就能实行官官相护那一套剥削阶级官场的信条。在这些办案人员那里，权利不是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做事的保证，而是变为网罗关 包庇罪责 为我所用的本钱。法律反变成了权势的奴仆。这些法的判决和裁定，在我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。然而，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我虽然在这些无法无天的权力下胳膊拧不过大腿。92年9月12日，我昏昏沉沉，拖着衰弱不堪的身体，从省第14劳改队释放回家，为了寻求真理，我仍强打精神。纵然一死，也要找他们明辨是非，因而就奔波于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。当地法院深知此案是违背事实和法律而强行判决的。自感理亏，为了能使我息诉，不再鸣冤叫屈，竟拿钱堵我的嘴巴，要我只字不提此案的问题，事先拟好稿子，以救济我的形式，让我签上字，解决我6000元救济款，以示叫我不再上访。我为了能解一时之苦，竟违心地签了字。事实证明，这些办案人员完全违背了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办案原则，没有认真调查就草率的以权代法作出错了不能再错的判决，铸成了这起重大错判案，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！！！
现在地方上不让我明辨是非，找某些领导解决问题还又成为一条罪状被指责。又于92年11月竟两次的将我非法关押在城北派出所先后二至三天。试问我上访何罪之有？我当初党的扶贫政策何罪之有？究竟谁之过，总该圈上一个句号，总不能叫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造成终身遗憾。可我受的冤枉和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是实实在在的，更何况他们搞逼供的时候，将我电击致残，给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，肌肉神经严重萎缩，眼睛视力大大减退，视物模糊，大脑亦受刺激，市场出现幻觉。真是死又死不了，活又活不好。令人不安的是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经济损失达八万多元，到头来受了冤枉还负当初投资的高利贷三万多。被哄抢的财物一直不予返还。受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生存权利在极度痛苦中挣扎，却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请问此事还要拖到何年 何月？请问这些地方官僚究竟要把我逼到何种地步？是要让我象狗一样的死去？还是要让我喊一辈子的冤呢？或者是逼我不顾一切地区铤而走险呢？为使我不含恨死去，我仍然相信党和政府，故我提出如下的要求：
1.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不官官相护，秉公办事，对搞冤 假 错案的责任人以严肃党纪 政纪 法纪。
2.开诚布公的理清我全部往来账目和被哄抢的财物，去掉以权代法 以官代法 一推了事 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心理。
3.对我因非法拷打 电击而致残，给我生活来源，让我象人一样的生活下去。
事实最雄辩，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，谁要是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，弄权枉法，人民决不允许。这种思想不破，人民的合法权益怎能有保障？党在农村改革的政策又怎能深入人心？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从何说起？我希望党的各级政府父母官出于使命感，维护自己的政策信誉，迅速责成有关部分查个水落石出，让我摆脱如此残酷的命运，还民公理。受害者及一切知情的人们正睁大着眼睛在期待着。这是天公地道的事。否则受害者至死不服。
我于今天发在网上，是希望有好心人能够帮帮我！
江苏省宝应县广洋湖乡兰亭村
鸣冤人：王佐臣
联系号码：051488852171
https://aisshopp.com
页:
[1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