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世今生的缘分如何续写？如何预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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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曾毅：中国迎来调整生育政策极好时机
　　   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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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8-12-23 8:39:37 《财经》 记者 刘京京 阅读742次
　　  
　　
　　
　　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等种种弊端已经显现，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二孩必要且可行，今后五年将是启动这一改革的极好时机
　　
　　
　　【《财经网》专稿/记者 刘京京】人口老龄化、性别比例失衡、家庭风险提升……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行约30年以来，在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基本遏制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上述问题。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与对中国人口形势的研究日趋深入，近年来“调整生育政策”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　　
　　
　　在12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“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（2008）论坛”上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便提出：今后五年是启动生育政策调整的极好时机，生育政策应逐步平稳过渡到“在适当晚育与间隔的前提下，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二个孩子”（下称“二孩”政策）。
　　
　　生育率之谜
　　
　　
　　中国连续十多年处于低生育率阶段，这个说法已成为人口学界的共识。然而，对于“生育率到底有多低”，却长期存在着分歧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步骤。
　　
　　
　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在论坛上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，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，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.35—1.5的很低水平；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，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.8，虽然也低于生育更替水平（生育率为2.1，在这个水平下，人口的出生与死亡逐渐趋于平衡），但却与前者相差不少。
　　
　　
　　郭志刚介绍，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.8的生育率，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。但这种思维却使中国的人口统计陷入了一种怪圈：见到了低生育率调查结果，就认为是漏报导致的，于是调高生育率估值并加强生育控制，最终再次见到了低生育率调查结果。
　　
　　
　　但其实，在郭志刚看来，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。首先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，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.73个，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。其次，1996年—1999年期间，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.23，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。此外，胎儿性别鉴定、不孕症、生活方式的转变、流动人口的增加（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.19，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.41）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。因此，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.8以下，接近调查的结果。
　　
　　“一孩半”的五大弊端
　　
　　
　　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“一孩半”，即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可生二胎，例如农村的独女户，严格实行政策所导致的生育率为1.47。如果中国坚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变，长期处于低生育率阶段，将会积累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，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　　
　　
　　曾毅在论坛上总结了“一孩半”政策的五大弊端：
　　
　　
　　第一，产生大量独生子女“高风险家庭”，一旦面对如汶川地震那样的天灾，将产生大量的无后老人。“421”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应对突发事件时更为脆弱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第二，性别比例失衡，男孩多过女孩。中国“一孩半”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.7:100。而且，曾毅认为，“一孩半”政策存在“心理暗示导向作用”，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难消除。长此以往，年长男子到年轻女子中寻找妻子的成功率将大大下降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第三，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（18岁—64岁）从2030年的9.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.77亿，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。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.7%上升到2050年的27.8%。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.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，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.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。
　　
　　
　　第四，现行生育政策将带来昂贵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，政府用于计生户养老奖励扶助的专项财政支出将从2003年的9.3亿增加到2050年的1433亿。
　　
　　
　　最后，现行生育政策还会导致大量“非法生育”的孩子和人口素质“相对逆淘汰”的问题。因此，在众多专家看来，生育政策由“一孩半”转变为“二孩”，是必要的。
　　
　　实现“二孩”软着陆
　　
　　
　　按照曾毅的测算，如果能通过渐进式的方案，稳步地由“一孩半”过渡到“二孩”，实现“二孩”政策“软着陆”，我国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.8亿峰值，然后平缓下降。
　　
　　
　　有人对此担忧，“二孩”政策会导致人口反弹、资源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。然而，曾毅、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专家在论坛上表示，现有的调研结果显示，“二孩”政策软着陆不会带来上述问题。根据2005年－2007年对甘肃酒泉、山西翼城、河北承德、湖北恩施等“二孩”试点地区的调研，当地人口多年来低增长，没有发生生育反弹，出生性别比也正常。
　　
　　
　　同时，“二孩”政策软着陆还有利于拉动内需，扩大就业。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“人口负债”期，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，还将大大减轻劳动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。
　　
　　
　　因此，曾毅建议，应在“二孩”政策推行的一开始便郑重宣布新政策决不会再收紧，以降低民众怕政策变化而抢生的风险，还应通过宣传教育与社会经济激励机制大力提倡适当晚育间隔。
　　
　　
　　曾毅强调，27岁—30岁女性是生二孩的重点目标人群，而该人群数量在2008年—2013年间处于低谷，然后于2018年达到峰值。因此，今后五年是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极好时机。如果等5年—10年以后再调整，27岁—30岁女性人数就会达到高峰，极不利于平稳过渡。